昔日犹在ThePastisNotPast

CriterionCollection邀请剑桥大学教授、西班牙电影学者PAULJULIANSMITH写的一篇精彩评论。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http://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527昔日犹在文／PAULJULIANSMITH译／唐凌洁卡洛斯·绍拉的政治和心理学杰作《饲养乌鸦》拍摄于1975年夏，当时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躺倒在病榻上。电影于1976年1月26日在马德里CondeDuque剧院的首映，又刚好是西班牙内战打响后的第四十个年头。绍拉对历史和记忆的思考恰到好处地摆在了这一重大时间点。电影被夹在了两个对西班牙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中间：1973年佛朗哥的继任者布兰科被刺，和1978年第一次民主选举。绍拉出生在一个处于内战战败方的资产阶级家庭，并在政府的官方电影学校中接受早期训练。在《饲养乌鸦》上映前，他拍摄过十部影片并获得了一个特殊职位。他被西班牙评论界称赞为国内唯一一位有着完整职业生涯的电影导演，为西班牙那充斥着背井离乡者和无法履新的诺言的民族电影，创作出了一系列最为持久、独立、且始终如一的作品。在《饲养乌鸦》之前，绍拉的电影对佛朗哥政权的批判是隐晦的。它们大多围绕男性和暴力，如《狩猎》（1965）中绍拉用一场血腥的狩猎派队替代了内战。因而不难想像，从一开始绍拉就与国家审查制度痛苦斗争着。即便是到了1973年，《安娜(安娜·托伦特饰)和狼》（或译《安娜和贪婪者》）的后续剧本仍遭到了拒绝。《饲养乌鸦》是第一部绍拉能够行使完全艺术掌控的电影，他一人担任了故事、剧本和导演三个角色。但是尽管绍拉因为其独特的个人声音，特别是他对于幻想和现实的复杂融合，饱受称赞，绍拉的“作者”身份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其他人的努力。绍拉长期合作的制片人ElíasQuerejeta对其职业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其参加国际电影节做好准备，当时的评委们正急切地想要把奖颁给一位富有天赋的反佛朗哥主义导演（《饲养乌鸦》获得了加纳评审团大奖）。更重要的是，绍拉从1967至1979的伴侣与合作者GeraldineChaplin，给予了他创作和财政上的支持。经济上的稳定和海外声誉，使得绍拉能够相对免受佛朗哥派的审查，因为后者惧怕禁播绍拉的高知名度电影会对公众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与其他一些反对题材的作品不同，《饲养乌鸦》对政权尽管充满谜团却清晰的批判，在未经删剪下通过了审查。在经过早期与新写实主义的暧昧期后（他的首部正片，1960年的《哀悼一个歹徒》，探讨了问题少年题材），绍拉的兴趣由社会转向了心理，即他所谓的“脑际里的幽灵”。《饲养乌鸦》的前一部电影《天使表妹》（1974）探索了一位中年男人的内心恶魔，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爱上的年轻女孩的迷恋。绍拉通过用成年演员分饰儿童的冒险技法表达这一精神创伤。巧妙的角色分派对《饲养乌鸦》同样不可货缺，只是主角由男人换作了试图从过去的束缚中寻求解脱的女人。普鲁斯特式的对逝去年华的寻找用一种女性基调重新演绎。故事在一栋巨大、阴郁、将马德里的嘈杂生活隔离在外的房子中展开。《饲养乌鸦》讲述了八岁大的安娜的故事，安娜由维克多·艾里斯的电影《蜂巢精灵》（1973）中的新人AnaTorrent扮演。在安娜母亲（由令人着迷般神经志的Chaplin扮演）的痛苦死亡之后，安娜目睹自己的父亲与其已婚情妇通奸时猝死，冷漠的姑妈Paulina前来照料她和她的两个姐妹。清一色由女人组成的一家人，还包括了孩子们瘫痪在轮椅上的不会说话的奶奶，以及一位个性好强、填补了安娜对性的好奇的肥胖女管家Rosa（经验丰富的个性演员FlorindaChico)。但是这些相对简单的前提并没有揭示任何观看这部电影的体验。因为随着《饲养乌鸦》那明显平淡无奇的叙事逐渐展开，死去的父母持续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侵入现在，就像成年的安娜（同样由Chaplin扮演）从遥远的1995年讲述过去一样。令人不安的是，Chaplin本身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在扮演母亲一角时保留了下来，但在扮演长大后的女儿时则由一位本地西班牙女演员配音。但是追溯这一点仍然无法解释电影的许多谜团：成年安娜忏悔说她无法回忆起或理解孩童时的经历。现实与幻想的相互穿插在电影开场就巧妙地展开了。摄像机非常缓慢的横移，一小束光穿透苍白的窗帘。安娜穿着她整洁的白色睡裙走下长长的楼梯。当摄像机紧紧地定格在Torrent那苍白漠然的脸上的时候，一扇禁闭的门后隐约传来急促的成人窃窃私语（“我爱你，”“我不能呼吸了”）。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在与孩子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眼神后落荒而逃，她的胸罩在敞开的蓝色外套下赫然可见。走进寂静的房间，安娜看到床上的父亲和他那裸露的躯干。毫无表情地，她将玻璃杯拿进厨房，在水漕中将它洗干净。当她打开冰箱的时候（我们瞥到了里面谜一般的鸡爪），她的母亲从她身后进入镜头并温柔地称呼她。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死了。这儿，现实与幻想交换了位置。安娜父亲，一位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离奇死亡是真实的（后来女孩儿们被迫亲吻她们父亲那穿着军装的尸体）。相反，母亲在冰箱边的平淡出场却出自于悲痛孩子的想像。通过带有欺骗性的简单拍摄风格（Chaplin的角色随意地步入画面），绍拉展现了生者与逝者间的亲密无间，尤其当脆弱的神经被创伤尘封在时间中的时候。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创伤与压抑有关。电影中历史与社会的参照与它所探究的心理结构栓在一起。因而，发生婚外性关系的私人房间，在下一组镜头中挤满了前来参观他们同僚尸体的公众政界显贵。在片头的开场字幕中，安娜（即使在海滨也显得深邃而空洞的眼睛）的家庭快照让位给她父亲跨在马上的职业肖像。每日生活的例行公事（管家Rosa梳理安娜的头发，或是与她一同铺床）出人意料地指向更大的问题。当安娜与她的姐姐Irene一起帮忙打扫房间的时候，Irene问Rosa战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Rosa正确地猜到是在1939年），接下来女孩儿们炫耀着她们父亲留给她们的枪（安娜把枪瞄准了她憎恶的姑妈）。没有什么比这个符号更清晰和令人不安地表达了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的暴力遗留物，从有罪而健忘的父母传到不知情的孩子。这一不良的家庭教育也正是绍拉谜一般的片名的意义，它取自一则西班牙谚语：“你饲养的乌鸦，长大以后会来啄你自己的眼睛。”容易使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房屋本身清晰地隐喻了当时的政权。即使是到了《饲养乌鸦》时期，它仍在疯狂地对其碉堡外的生活搭起障碍物。它那缩绒呢百叶窗看上去像极了监狱的铁窗。富有但是颓废，好似那些支持佛朗哥的有闲中产阶级。屋外的空游泳池象征了患得患失的感官享受。但是家庭死一般的沉寂持续被街道上刺耳嘈杂的枪声打破，还有那耀眼的商品海报和使人压抑的交通堵塞。绍拉似乎在暗示记忆，无论是个人的或政治的，或许会被压抑，但就像城市无法逃脱噪音一样，它们会像幽灵一般回来，如《饲养乌鸦》中的角色那样缠绕着每一个西班牙人。受到他当时的编剧RafaelAzcona的影响，绍拉的早期电影时而展示的是令人惧怕的女性厌恶者（《安娜和狼》在Chaplin扮演的角色被强奸和谋杀中结束）。但在《饲养乌鸦》中，那个用来再现这个混乱国家的内心是女性。女性主义评论家赞扬电影对女性社会化过程的敏锐描写：女孩儿们如何学会接受、反对、或磋商协调强加于她们身上的角色。女儿们顺从于梳理她们的头发，但直截了当地拒绝饭桌礼仪。比起叉子和缝衣针，小安娜更加出色地举起手枪。她那沉默而反叛的表情常常直视着摄像机，一种对观众的含蓄挑衅。当姐妹们玩角色扮演游戏的时候，她们巧妙地再现死去父母的冷言相叽。年轻的演员们用画上去的小胡子和借来的口红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角色只不过是一场化妆舞会。来自父权的压力，在一栋没有男人的屋子里仍然笼罩，但有时也会遂愿消散，就像在女孩儿们一起跳舞的迷人画面中那样。在别处，母亲与女儿间被中断的互动用一种感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安娜幻想她死去的母亲温柔地对她讲述《小杏仁》的故事，但当她醒来的时候再一次哀伤地发现自己孤独一人。留存的记忆即可以是一种恩赐也可以是一个诅咒。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西班牙女人开银行账户仍需要得到她们丈夫的允许，《饲养乌鸦》中的成人角色，独裁政权的女儿们，并不比女孩儿们来得轻松。安娜的母亲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了一个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最终陷入了一段没有爱的婚姻中。女孩不会说话的奶奶失去了她的记忆和说话能力，除了终日对着她已婚过去的照片沉思，便什么也不能做了。安娜单身的姑妈在爱情中并不走运，受到了与一位已婚朋友发生婚外情的诱惑。但如果说女性的地位在1975年是无法容忍的，那么到了1995年也未必有任何改善。镇定的成年安娜频繁地向着摄像机说话，却什么也没有透露。并且如果扮演她母亲的演员也扮演了她，那是因为她注定要去重复她母亲的错误。在《饲养乌鸦》的公共宣传照中，Torrent和Chaplin并排而立，她们深邃的眼睛和半透明的苍白皮肤相互呼应。清楚暗示了绍拉电影中的女人们，被锁在心理与社会的周而复始中。除了影片简洁的对白（影片中的人物不愿也无法与彼此交流），《饲养乌鸦》用摄影技术将这些微妙之处表达出来。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绍拉用主观镜头拍摄小女孩儿凝视她死去的父亲，就将我们摆在了她的视角。在安娜与她死去母亲的对话中，绍拉使用简单的正反拍镜头，不去提醒我们这些镜头仅是幻想，并鼓励我们参与到想像出来的夫妻谈话中。相反在那些现实生活场景中，冷漠的成年人间的互动常常用远景镜头表现，将我们和孩子们与人物行为疏远开来。当孩子们在她们那与世隔绝的花园里无精打采地玩耍的时候，令人不安的俯拍从周围建筑的屋顶上望下来。当安娜幻想自己从这一诡奇位置纵身跃下的时候，摄像机疯狂地打着转，再现她幻想中的自杀角度。如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绍拉熟练地使观众参与到“观看实践”中去，他同样带领我们介入到一种听的实践中。在《饲养乌鸦》中，三段音乐强迫性地重复着：母亲演奏的由加泰罗尼亚作曲家FedericoMompou创作的轻柔古典乐，为祖母播放的传统舞曲《“¡Hay,Maricruz!》（演唱者ImperioArgentina是佛朗哥政权的早期拥护者），以及歌手Jeanette演唱的流行歌曲《Porquetevas》（因为你要离开），又似乎是安娜拥有的唯一一张唱片。人物装束（女孩儿们的休闲牛仔裤与成人们的正装形成反差）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冲突，在《饲养乌鸦》的声音层面得到重演。但是撇开它那活泼轻快的旋律不谈，这首表达了安娜的叛逆的青少年流行歌曲，实则唱出了失落的爱与丢弃的希望：对演唱者来说，即使阳光照耀下的窗户，也成为了爱人即将离去的信号。现实与记忆同样令人忧伤。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难以捉摸的电影技法和忧郁的主题思想并没有影响《饲养乌鸦》的票房。这部彻底的艺术电影是当年排名第六的卖座影片，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的国内观众。当左翼评论家们指责绍拉将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有闲资产阶级，因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的时候，西班牙观众们似乎并不认为解读《饲养乌鸦》的历史寓言是件难事。在国家处于一个分叉路口的特殊时期，他们将《饲养乌鸦》个人化的、甚至有些难以泛化的视角与对自己国家的共同担忧联系起来。正如绍拉在《饲养乌鸦》中反映的那样，1976年的西班牙人们恐惧地回望过去，并不安地前行。30年后，我们获知西班牙的民主转形，尽管被一些人唾弃为是一个“遗忘的约定”，将是一个完全的成功。然而绍拉那多产的职业生涯从《饲养乌鸦》开始走得愈加的不平坦。80年代舞蹈片取得的成功（《血婚》，1981；《卡门》，1983），与失败的历史史诗片（《黄金国》，1988）和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影片（《飙向死亡线》，1996）相抵消。尽管绍拉苛刻的电影制作风格已经在西班牙过时，他的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无可争议。2002年，阿莫多瓦在《对她说》中起用绍拉的前灵感女神GeraldineChaplin扮演一位紧张的芭蕾舞老师，这个角色与她在《饲养乌鸦》中表演的神经质的钢琴家大同小异。阿莫多瓦向多年来在西班牙电影界最为人熟知的导演致敬。《饲养乌鸦》与当时看来同样感人和扣人心弦，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逐渐远去而退色，其价值反而因为电影本身对追溯问题恰如其分的探讨而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