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诗人聂鲁达：“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

巴勃罗·聂鲁达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帕拉尔，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除了诗人这个觉得，聂鲁达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与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年仅23岁的聂鲁达就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之后的8年里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等地。1928年，在从新加坡飞到上海转机的途中，聂鲁达在磅礴雨夜，被拉黄包车的上海青帮打劫，身上所有值钱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但是劫匪很人道地把护照留下了，让聂鲁达成功地回到了新加坡。第一次的中国之行并没有打消聂鲁达了解新中国的欲望。早年的经历让年轻的聂鲁达成为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聂鲁达失去了他最好的一位西班牙诗人朋友加尔西亚·洛尔卡。在之后去法国任职期间，聂鲁达帮助许多西班牙难民逃亡智利定居。1945年7月，他正式加入智利共产党，并且作为智共候选人当选议员。于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位智利诗人于1951年第二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他从苏联坐火车，从西伯利亚到达北京，当时行程中的主要目的是给宋庆龄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奖（当时是斯大林奖）。在北京，聂鲁达受到了艾青和丁玲的接待，可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宋庆龄在喝咖啡期间的表情。为了充分体味聂鲁达笔下中国人的表情变化，我和L君商量之后，决定稍稍打破学术写作的常规，大段引用作者原文，以便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孙逸仙的遗孀，我们为之授勋的非凡女士，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另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保存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物件，镶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看了看，又赞美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她马上忘了归还烟盒的事，当我们起身离席时，她转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请问，我的烟盒呢？”我肯定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然而还是尽力在桌上桌下寻找一番，却没有找到。孙逸仙的夫人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只有她那两只黑眼睛，对我射出两道严厉的寒光。这件圣物哪儿都找不到，我开始荒谬地觉得，自己对它的遗失负有责任。那两道黑色的寒光几乎使我相信，我就是个偷窃珠宝的贼。幸好，在极度难过的最后时刻，我远远看见那个烟盒又出现在她手上。很简单，那烟盒当然是在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微笑又出现在她脸上，可我在若干年里再也笑不出来。现在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个十分美丽的金烟盒。当然了，这些瞬间即逝的表情被一个敏感的、不懂中文的拉美诗人给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写进了他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当中。综合五十年代他在中国所见到的各种表情，聂鲁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这是官员们的笑。”带着这些印象，聂鲁达于1957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当年，他从科伦坡飞越印度，经过缅甸进入中国的昆明，艾青再次接待了他以及和他同行的一对巴西夫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在聂鲁达眼中，一方面，他在某种冲天的革命干劲中看到了一个建立了几千年的国家永远在巩固、在改进管理。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的印象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它是一座巨塔，普通民众和传奇人物、武士、农民、极受崇拜的人物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轮番出现并消失。这里没有任何自发的东西，连微笑都不是……我发觉，在我远离中国的五年间，这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随着这次深入这个国家，这种变化更为显著。”1951年时看到的孩子的微笑和官员的笑，被一种非自发的表情取代，“连微笑都不是“，那是什么表情呢？